放眼中国历史,有三大朝代深受宦官专政之害,分别是东汉、唐朝与明朝。其中明朝之宦官专权虽与东汉、唐朝有本质区别(无法威胁皇权),但明代宦官之首往往掌管东厂、西厂等特务机关,还控制着一些经济部分的实权,比如担任税监;甚至掌控军队,巡检地方、担任监军,故明代宦官专权的程度和危害也更为严重。
(资料图)
论及明代诸宦,自然要提到著名的“明代四大宦官”,分别是明英宗时期的王振、明宪宗时期的汪直、明武宗时期的刘瑾以及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。
王振凭借英宗喜爱,勾结内外官僚,擅作威福。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,大兴土木,专权八年,被英宗称为先生。公卿大臣称之为翁父,争相攀附。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瓦剌大举入侵,王振为显其威,力劝英宗亲征,但闻前线稍败,加之准备不足,只得仓皇撤军。谁知王振又邀请英宗幸其蔚州宅第,以致耽误行程,在土木被瓦剌兵追上,明军本就缺粮疲乏,加之天降大雨、道路泥泞,在瓦剌军的围攻下大军奔溃,京师三大营精锐几乎全军覆没,英宗北狩,明朝国运中衰。
明武宗
刘瑾以侍奉太子朱厚照获得宠信,武宗即位后权倾朝野,很快便升至内官监掌印太监,又受命掌控京师三大营之一的“三千营”。靠逢迎武宗玩乐,刘瑾地位稳固,屡受弹劾而不倒,甚至还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,在外廷以焦芳为爪牙,大肆迫害朝臣。自正德二年(1507年)起,刘瑾直接控制了官员升降任免,百官见他纷纷跪拜,时人称为“立皇帝”,而明武宗则被称为“坐皇帝”,寓意掌握大权的人是刘瑾而非武宗。
明熹宗
魏忠贤是明朝名气最大、为祸最多的宦官,天启年间深受明熹宗信任,出任司礼秉笔太监,以致被世人称作“九千九百岁”。魏忠贤利用明熹宗宠信排除异己,结党营私、专断国政,以致天下“只知有忠贤,而不知有皇上”。实际上,懵懂无知的明熹宗已经成为了魏忠贤的傀儡,明王朝迎来了最为黑暗的宦官专政时期。
相比较而言,汪直与其他三人同为明朝四大宦官,但名气小了许多。尽管汪直也是不折不扣的权宦,得宠期间做了不少有违国法之事。但总体而言,汪直为祸程度远小于其他三人,更让不少观众意想不到的是,这位明朝权宦居然还做过不少“利国利民”之事,甚至在对外战略也展现出了一定军事才能,远非王振、刘瑾之辈可比。
事实也证明,汪直作为明朝四大宦官中唯一善终者,确实有其非凡之处。
【穷乡僻壤走出的天下权宦】
据《明史》记载,汪直为广西桂平县大藤峡人,“汪直者,大藤峡瑶种也。”而“瑶种”二字,也可证明汪直应该是瑶民后代。明代大藤峡地处偏远,且民风淳朴,常与地方流官冲突。这样的地方出生的汪直,为何会步入京师,一步步成为权倾天下的宦官呢?
根据《明史纪事本末·卷三七汪直用事》记载,汪直确为瑶民,之所以入宫,是因为成化元年大藤瑶民起义后,汪直“以叛被籍”押至京师,后经宫刑进入大内,最初为昭德宫内使,侍候明宪宗宠妃万氏(即后来的万贵妃),后升任御马监太监,为明宪宗掌管御马。汪直办事伶俐,深得明宪宗宠信,在宫中地位逐渐上升。
成化十二年(1476),有黑眚现于宫中,妖人李子龙用巫术勾结太监韦舍,进入内宫图谋不轨。事发后,李子龙等人被诛杀,明宪宗对此深为不满,急迫寻人了解宫外事宜。汪直常年办事机灵、深得宪宗之心,宪宗令其改换服饰,率人出宫探听消息。自此,汪直地位直线上升,西厂设立任西厂提督,飞扬跋扈、结党营私、欺君罔上、残害忠良,为天下所厌。后因监军辽东有功,总领京兵精锐“团营”,开明代禁军掌于宦官之先河。
汪直统领西厂,权势最盛时完全压过东厂、锦衣卫,是当时势力最旺的特务机构。此后巡边辽东、总领京兵精锐,汪直手中职权远超王振。而他多行残虐之事,据载巡边辽东时,要求御史、主事等官员都迎拜于马首,稍有怠慢即被鞭挞示罪。在汪直的威逼下,各地都御史害怕不已,都携带弓箭前往迎谒,在百里之外设帐等候。兵部侍郎马文升当时正在辽东抚谕,听闻汪直到来后不以礼相迎,结果被汪直诬陷,扣上“引发辽东激变”的帽子,被下诏狱,谪戍重庆卫。从此,汪直威势倾天下。
在朝内,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,屡兴大狱。大学士商辂是当世名臣、明朝唯一一位连中三元者,就汪直祸国乱民据理力争,要求废除西厂、罢免汪直。汪直听闻后大为恼怒,诬陷商辂曾收受指挥使杨晔的贿赂,御史戴晋又颂扬汪直的功劳,请求恢复他在西厂的职务,商辂深知无力扳倒汪直,只能请求致仕。
商辂离开以后,史称在朝各官皆俯首低眉唯汪直是从,再未有敢于和汪直抗衡之人:
“士大夫益俯首事(汪)直,无敢与抗者矣”。
【汪直的另一面—武举制度的完善者,突出的军事才能】
汪直残害忠良、祸国殃民的一面人尽皆知,但他的另一面则鲜有人提及。从某种程度来说,汪直与魏忠贤、王振、刘瑾之流有着本质区别,他有着不俗的执政素养,在巡边数年中启衅之事少,平边之事多,甚至能提拔良臣、容忍忤逆。
在政策方面,汪直也提出了多项创新,比如他就提议完善了此前有诸多缺陷的武举制度。
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于长安二年(702年),确定在兵部主持下,每年为天下习武之人举行一次考试,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。至明朝初年,武举考察内容更改为“先之以谋略,次之以武艺”,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,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,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,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。
明朝武举创始时间甚早,但始终未成定制,总体选拔较为混乱,并无法为国家找到真正的军事人才。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成化年间,太监汪直发现了武举考核过程中的混乱之处,向宪宗提出建议,以文科为例,设武科乡、会试,即仿照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录取进士的办法选拔习武之才。
这一建议得到宪宗采纳,并推广至全国,直至崇祯年间。明朝的立武学、用武举始于洪武二十年(1397年),但此后直到成化年间均未有定制,在选拔军事人才中未发挥重要作用。汪直奏请的意义在于把武科扩大到乡试和会试,使武举逐渐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平行的体系,整体规划详实、充分考量了当时的国家军事形势,有助于打击武将功勋集团世袭,利于武科人材的全面选拔。
成化十五年(1479年),宪宗命汪直巡边辽东。成化十六年(1480年)三月,汪直与朱永、王越率领兵马出塞外,在威宁袭击寇贼,破敌而归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:
“袭敌于威宁,破之。”
成化十七年(1481年)八月,瓦剌部哈剌辉特部首领亦思马因率领大军侵扰大同,宪宗命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将军印镇守,汪直担任监军,两人通力合作,最终击退亦思马因所部,保障了边境稳定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:
“十七年秋八月,亦思马因寇大同,以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,太监汪直监其军。”
【汪直知人善任、惩治不法的一面】
汪直固然有残害忠臣的一面,但他在很多时候也以知人善任,甚至可以容忍忤逆,展现出不俗的个人素养。
明宪宗设立西厂后,由汪直担任西厂提督。虽然西厂是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,但在某些时候也起到监察不法的职责。《明史·卷三百四·列传第一百九十二》记载,福建建宁卫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依仗权势欺压地方、尽行不法之事,作恶后潜逃至京城,藏在姐夫中书舍人董玙家。西厂校尉立即逮捕了杨晔、董玙。杨家被抄家,杨晔死于狱中,杨泰被斩首,涉案官员董玙等也被贬官。
“建宁卫指挥杨晔,故少师荣曾孙也,与父泰为仇家所告,逃入京,匿姊夫董玙所。玙为请瑛,瑛阳诺而驰报直。直即捕晔、玙考讯,三琶之。琶者,锦衣酷刑也。骨节皆寸解,绝而复苏。晔不胜苦,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。直不复奏请,捕士伟下狱,并掠其妻孥。狱具,晔死狱中,泰论斩,士伟等皆谪官,郎中武清、乐章,行人张廷纲,参政刘福等皆无故被收案。”
此外,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以进贡为名,大肆搜捕上百艘船只,并且使用这些船只贩卖私盐,所到之处鱼肉百姓、残害地方,天下为之所害,武城县官府人员因据理力争,居然被覃力朋射杀。汪直得知后,不仅没有袒护,而赶忙向宪宗禀告实情,随后派出人员将覃力朋抓获问罪。
当时不少朝臣对于汪直的擅权颇为不满,但他此举使不少原先的反对者都逐渐改变态度。朝臣李宾时任左都御史,认为汪直的一些举措“深切时弊”,有效避免了宦官利用运河贪赃枉法。
在世人印象中,得罪汪直者,或被迫辞官、或被西厂以种种理由加害,但在某些时候,汪直也展现出大度的一面。
杨继宗
杨继宗是明朝有名的清官,有“明朝天下第一清官”之美称。成化初年,杨继宗在地方任事,当时宦官当权,凡外出地方官必以礼相送,杨继宗对此颇为不满。有一宦官路过,向杨继宗索要钱财,被严词拒绝,此事后被上报至汪直。汪直趁杨继宗进京之机欲召见其,结果又被严词拒绝。
《后渠杂识》有载,杨继宗的母亲去世后,他归乡丁忧。汪直听闻后,一方面敬重杨继宗的名声,另一方面也想主动和杨继宗等正直朝臣示好,亲自前往祭拜。那是汪直第一次见到杨继宗,他在墓前跪拜行礼后来到杨继宗身前,用手捋着杨继宗的胡须说:
“比闻杨继宗名,今貌乃尔。”(“早就听闻杨继宗大名,今日得见,没想到如此丑陋。”)
杨继宗不卑不亢,有力回击道:“继宗貌陋,但亏体辱亲,未之敢也。”(“杨继宗虽然长相丑陋,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。”)旁人都以为汪直会因此大怒,没想到权倾天下的汪直居然默不作声,事后也未为难杨继宗。
事后,明宪宗有一次在交谈中提起朝觐诸官,遂随口问汪直:“朝觐官的官员中哪个最廉洁?”(“朝觐官孰廉?”)杨继宗虽没给汪直好脸色,面对他的召见充耳不闻,但汪直仍直言说道:“天下不爱钱的人,只有杨继宗一人。”(“天下不爱钱者,惟杨继宗一人耳。”)
成化六年,陈选迁河南副使,寻改督学政,立教如南畿。当时汪直出巡,都御史以下见其皆行跪拜之礼,独陈选拒绝。汪直相当不满,问道:“你是什么官?”陈选回答:“我是提举副使。”汪直轻蔑说道:“难道比都御史还大?”意在要求陈选下跪。
陈选丝毫不为汪直气焰所恐吓,义正言辞道:“提举自然比不过都御史,但作为人师,不敢做自己作践自己的事。”(“提学何可比都御史,但忝人师,不敢自诎辱。”)汪直为陈选的耿直所震动,居然没有惩罚他,反倒“好语遣之”。
汪直力荐秦纮的故事更加颠覆了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。秦纮为明代宗景泰二年(1451年)进士,在朝期间曾任长期在西北和南方边区担任巡抚总督,为官兢兢业业,为明代边疆地区稳定,尤其是西北九边重镇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,被《明史》称赞为“一代之能臣”。
这样的正直之臣,自然不免和汪直发生冲突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就记载了汪直与秦纮的一段故事。成化十七年,汪直因事前往宣府巡查,沿路各官员都卑躬屈膝地对他行礼,唯独巡抚宣府都御史秦纮不受汪直胁迫,不仅不对他行礼,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反驳汪直,但汪直也没有计较。
汪直回朝后,秦纮就写奏章向宪宗明确奏报了汪直违法之事。汪直回京后拜见明宪宗,宪宗问起巡抚官员中谁最贤能,汪直独独称赞起秦纮,说他为官清廉忠诚且极有才干。宪宗听闻大为惊讶,拿出秦纮的奏章给汪直看,汪直看后连忙磕头,承认自己的错误,但仍然称赞秦纮的贤能,并未改变看法。
“直叩头伏罪,称纮贤不置。”
成化十六年,兵科给事中孙博上奏弹劾汪直,表示东西二厂缉事旗校都只是一些干杂役的下人,但却随便欺辱上官,应该禁止这种行为。汪直听说孙博的上奏涉及西厂,非常生气,将其召来当面责问。没想到孙博不卑不亢有理有据,说得汪直心服口服,不仅没有为难孙博,反而奏请孙博为西征的记功官,每次出征,必要带上孙博一起前去。
孙博对此非常不满,没想到汪直每次出征都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,孙博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,甚至上奏赞扬汪直,并且与汪直同功受赏,由给事中(正七品)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(正五品)。
【结语】
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样性。正如辩证法给我们的启示,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,不能一棍子敲死某位历史人物,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真相的不负责态度。
汪直给人印象一向残酷暴虐、欺君罔上,是明朝四大宦官之一,被视作成化年间朝政黑暗的始作俑者。然而,翻阅一些史书不被人重视的边边角角,也可以发现汪直的另一面—他有不错的军事才能,遇事也可容人,甚至面对弹劾仍能直言进谏。
谈论历史,就必须要公正批判历史人物。汪直固然有其负面影响,但从某种角度来说,他的另一面也应该被更多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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